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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
青年毛澤東
1920年6月，湖南五四運動風潮之下的“驅張運動”告一段落。作為運動中的代表，易培基先生開始擔任湖南第一師范學校(以下簡稱“一師”)的校長。三個月后，他即聘請曾為“驅張運動”奔走效力的毛澤東擔任“一師”附小的主事。易先生做過毛澤東的國文老師，他知道，毛澤東是一名優秀的學生。三年前“一師”舉辦“人物互選”活動，毛澤東在全校34名當選者中名列榜包養網比較首，他臺灣包養網當選的項目包括“敦品”“自治”“膽識”“文學”“才具”“言語”六項。其中“言語”和“敦品”兩項票數第一，“膽識”項得票為他所獨有。易先生也知道，毛澤東是一位優秀的學生活動組織者。在1917年下學期，毛澤東主持“一師”學友會工作。他心很細，創立了“紀事錄”制度;他膽子大，當年遇到兵災，果敢地組織起學生自愿軍保衛學校，并且靠著幾桿槍就機智地震服了一支3000人之多的潰軍;毛澤東堅持辦夜學普及教育，提倡打破社會和學校鴻溝分明、相隔相疑的局面，在畢業之前，附近工廠的工人都知道“一師”有位“毛先生”。易先生肯定還知道，“一師”附小的學生是熟悉毛澤東的，五四運動中毛澤東組織學生分赴城鄉，開展愛國宣傳活動，他在附小作演講時不讓大家叫他“老師”，而是叫他“老同學”，使大家感到格外親切。學得好、做得好，就能教得好，便能做一名優秀的小學老師;在大家中間有威信，又善于為大家服務，便能做一位優秀的小學主事。
做一名小學教師，并不脫離毛澤東的個人規劃。1913年，毛澤東考入包養網ppt師范學校時，就有做教師的意愿，他曾向斯諾說起：“我也在認真地考慮自己的‘前途’，而且差不多已經決定自己最適合于教書。”(《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23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918年，也就是毛澤東從“一師”畢業那年，他在給羅學瓚的信中，建議新民學會的諸友人不要都向外面發展：“深以同人多數他往，無有幾個從事小學教育之人，后路空虛，非計之包養網得。”
其時的中國，學校是個新事物，是一個能形成文化認同并且上下左右聯通的大系統，既招引人才，又成就人才。毛澤東有政治家的眼光，他看重學校包養條件，依靠教育工作凝聚同志，發展團體，鞏固社會改進事業的根基。至于毛澤東個人暫不考慮留學而專心在國內發展的決定，則是在任主事前六個月作出的。他認為給世界作貢獻亦離不開中國這片土地，“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包養，恐怕有些困難”(《毛澤東早期文稿》，428頁)。那么，毛澤東打算做多長時間的老師呢？他對以教育為職業是作了長久打算的。在附小工作一年之際，他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會員終身志業調查表》時，在“終身欲研究之學術”欄目下填寫了“教育學”，在“終身欲從事之事業”欄目下填寫了“教育事業”。
走進“一師”附小的毛澤東，已經是一位頗具見識的知識分子。他一年前主編的《湘江評論》是五包養軟體四運動中一面鮮明有力的旗幟，受到了李大釗的稱贊。他保持著強烈的求知欲，四個月前還在上海與陳獨秀討論了馬克思主義，并受到鼓舞。走進“一師包養”附小的毛澤東，有著嶄新的知識分子形象，他不主張朋友們“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是客觀的道理，關于社會的“主義”本身即是一種“知識”，是啟蒙過程中個人要學習才能有所得的新知新見。從此，匹夫之責要在“主義”中表達出來，“主義”之下的諸友人不應該一起遣散閑情，“主義”團結人，“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毛澤東年譜》上卷，71頁，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主義”通過學校可以成為眾人的共識，這必定是毛澤東的想法。彼時的他已經行有所持，心有所念，他帶著青年人特有的愿為社會和民眾效力的志氣、樂于踐履實行的銳氣、求通求變求上進的朝氣來到“一師”附小，他的教育工作也因此而別開生面。
周恩來
其實，稱得上中國共產黨黃埔第一人的并不是周恩來，而是舉薦周恩來的中共元老張申府。只不過，周恩來在政治工作方面要明顯比他的前輩，一直在政治與學術之間徘徊，很難找準自己位置的張申府要強很多。沒有孫中山便沒有黃埔軍校，但沒有周恩來便沒有那個獨一無二的英才志士輩出的黃埔軍校。可以這樣說，政治工作是黃埔軍校之魂，而周恩來是黃埔軍校政治工作之魂。
1924年，國內的革命形勢翻天覆地的變化著。革命的浪潮洶涌澎湃，黨需要大批的干部。收到時任黃埔軍校政治部副主任張申府的推薦信，身在歐洲的周恩來復信表示愿意回來。1924年9月初，周恩來抵達廣州，兩個月后，繼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
翻開法國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浪漫的法國人在戰爭面前總是顯得軟弱無力。對于他們來講，失敗是家常便飯，勝利反而是件極其稀罕的事。然而，我們同樣不難發現，法國也有一段在歐洲所向披靡的歷史，那便是拿破侖時期。作為歷史的閱讀者，我們知道，那是因為當時的法國士兵心中開始有一股民族情感在激蕩。他們終于明白他們是在為祖國而戰。
軍閥與革命者的區別也正在于此。軍閥的戰爭沒有目的，所以他們總在為一些不值一提的很小的目的戰爭不息。作為黃埔軍校的政治部主任，周恩來便很睿智的解決了這個問題。他告訴每一個學院員，你們是在為人民而戰，于是他讓每一個青年都變成了革命者。
周恩來認為“軍隊不是階級，是一種工具”。他在1925年發表的《軍隊中政治工作》中說：“軍隊的組織更有重大的意義，這軍隊便是實現我們理論的先鋒!”而在同年東莞商務分會及市民聯歡大會上，他發表演說：真正的革命軍是“為人民所用的軍隊”，“打戰是為人民打的，若非為人民而打之戰，彼等必不去打，能如此者為黨軍，不能如此者非黨軍”。讓士兵明白為何而戰，為誰而戰，這是軍隊政治工作的首要任務，有了這樣的信念，士兵的戰斗信念與革命理想才不會動搖。周恩來緊緊抓住這一點，使黃埔軍校學員的思想覺悟得到一個質的飛躍。
同時周恩來在黃埔學員中強化革命政黨對軍隊有領導權的思想灌輸。他說“要使官佐士兵及一切群眾曉得黨的理論主義政策”，“曉得革命軍的使命”，“曉得時代政治”，“確實其革命觀念”，“在革命進行中，一定要遵黨的政策”。為加強革命軍中革命黨的建設，他制定一套有12項具體規定的嚴密制度，而這些規定，加強了革命黨的建設，保證了黨的領導，使黨的理論方針能更好的貫徹執行。
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還從更細節的方面抓了黃埔軍校學員的思想政治工作，規定革命軍要“守嚴格包養意思的紀律”，而且讓學員明白，革命紀律應當是自覺的，“是各同志甘心愿意遵守的”。同時強調密切軍民關系，反復宣傳“軍民一家”，“軍民合作”的思想。他說：革命軍，“若無人民的援助，乃不足負重包養行情大責任”，并主持編寫了《愛民歌》。
徐向前
1955年9月27日，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朱德、彭德懷、徐向前等被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軍銜，“十大元帥”從此天下聞名。人們都知道徐向前是一位軍人，可所有見過他的人又一致認定他是一個知識分子類型的人，常常用“教書先生”“小學校包養網長”這樣的詞來戲稱他。的確，徐向前的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很難使人與他所建立的豐功偉業聯想到一起。然而，這種性格與職業的反差，正是徐向前作為元帥所獨具的個人魅力之所在。
正如人們猜測的，徐向前還真曾做過教書先生。他1901年出生在山西五臺縣一個教師家庭，父親徐懋淮是清末秀才，因為家境包養意思貧寒無力進一步求取功名，遂以教書為業。徐向前的哥哥聰明伶俐、嘴巴巧，備受父親的賞識，老實木訥的徐向前只得被犧牲掉繼續求學的機會，去做學徒。也許是上天有意安排這位未來的武將要從事一段教書生涯，1919年，失學四年后的徐向前考取了閻錫山開辦的山西國民師范學校。畢業后先后在陽曲縣太原第四小學、五臺縣河邊村川至附屬小學任教，開始了“孩子王”的教書歲月。
當上教師我就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學生從小就理解這一點，長成有用的人才，擔負救國救民的重任。我不能走我父親以教書謀生的老路，要與他同行不同路。
——徐向前：《徐包養向前回憶錄》
兩年的師范學習生涯很快就結束了，趕在第二個五四運動紀念日之前，徐向前正式從山西國民師范學校畢業。走出校門的那一刻，徐向前心里依然有些戀戀不舍。想當初剛走進來時，他身材瘦小，渾身鄉土味，加上高小尚未畢業，對外界一無所知，很不受那些城里的同學待見。還好，徐向前把精力集中在學習上，功課每期都是一流，如魚得水;加上五四運動的洗禮，對思想有很大沖擊，他再也不只熱衷于讀小說了，開始關心社會政治，閱讀與政包養條件治形勢有關的書刊，開闊了視野，他相信自己可以“應付包養網VIP”那些孩子們。徐向前很快就被分配到陽曲縣的太原第四小學任教，重新踏進了校園。
徐向前所教的班是一年級，有30多名新生。這些娃娃來自不同門戶，家庭情況不一，男生女生不同，年齡大小也不一致，智力不齊，性格各種各樣，要把他們都教好有很多困難。“孩子們像田間的禾苗一樣，小苗是很弱的，經不起強風和暴雨;包養然而，小苗又是有生命力的，它要在風雨中成長。這就需要教師精心培育，付出艱辛的勞動。在他們當中，說不定有未來的國家棟梁。”徐向前很快認識到，從學生到先生是他人生道路上的一個轉折，要開始承擔一部分社會責任——啟蒙者的責任。
徐向前想把課教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30多個孩子，有的不來上課，他就跑到孩子家里去查問明白;有的孩子在課堂上生了病，他會抱起生病的學生將其送回家。有時，他不是按部就班地講課，而是講些勵志的小故事，引發學生學習的興趣，而且多講些課外的知識，拓寬學生狹隘的視野。孩子們聽得津津有味，徐向前也講得興致盎然。孩子小，難免犯些小錯誤，對孩子們的錯誤缺點，徐向前從來不是簡單地批評，而是細致耐心地講道理，分析原因，啟發學生。他清楚地記得師范學校老師的教導：“師范，師范，出去之后，一切得為人師表，對高小課程要會講、會示范。”
轉眼數月過去，學校放了寒假。徐向前第一次用自己的工資辦了年貨，滿心歡喜地回到了五臺縣老家。一家人歡歡喜喜過了新年，誰會想到，正包養網在徐向前準備返校時，郵差送來一封信，他拆開一看驚呆了，竟然是太原四小校長署名的辭退信!真是晴天一聲霹靂，徐向前被震得有些頭暈，心里十分委屈：苦口婆心教學生，彬彬有禮對待校長和同事，從沒得罪過任何人，沒少上過一節課，怎么就落得這個下場呢？姐姐是急性子，說要找學校去，徐向前說：“什么講理不講理，人家就是不要你了。”
與徐向前村子一河之隔的河邊村，有閻錫山創辦的中學和附小，老父親四處托人，給兒子在這所附小謀得了教職，教小學六年級。命運好像注定：這一生就要像父親，教書的路走定了。從此，徐向前早起晚睡，備課認真，上課專心，生怕得罪了什么人再次失業。
他教書一向不喜照本宣科，喜歡講點學生愿意聽的故事。這期間，在他思想中，打倒軍閥、改造中國的愿望更加強烈了。教學中，他常講鴉片戰爭、南京條約、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進北京、辛亥革命、巴黎和會等歷史故事，引導孩子們認識中國、認識社會。這些故事孩子們很愿意聽，然而風聲傳到校長段葆藩的耳朵里，徐向前被叫去訓話。徐向前認為學校無理，當面和校長爭了幾句，結包養網果校長留下一句話：“你不好好教書就走吧!”
在教學實施過程中照顧對象的特點，要因人施教;軍事、政治、文化教學既要按比例，又要相互結合;教學與實踐相結合。
——徐向前《徐向前回憶錄》
徐向前連受兩次打擊，心冷了。他教書是有理想抱負的。五四運動以后，在先進思想影響下，他心里逐漸萌發了改造黑暗社會的念頭。他暗暗下決心，要通過自己的努力，把學生培養成有用的人才，擔負救國救民的重任。然而沒有想到，學校卻斷了他的路。徐向前以為此生與學校和講包養網臺生涯再也無緣了，卻沒想到后來竟走上了校長的崗位。
1943年初春的一天，已是著名將領的徐向前正在審查軍旅生產規劃、檢查春耕準備情況，突然接到通知，說毛澤東要找他談話。徐向前不敢耽擱，快馬加鞭來到毛澤東的窯洞。毛澤東見到徐向前趕來，遞給他一支煙，開門見山地說：“向前同志，今天請你來，是要交給你一項非常重要的任務。”徐向前眼前一亮，以為是要他上前線：“是讓我上前線吧？太好啦!”事出意外，毛澤東是讓徐向前出任抗大校長。他說，抗大總校要從邢臺搬回來，目的是大量培訓干部，為抗戰戰略反攻作準備。抗大缺個校長，黨中央決定要你代理抗大校長。徐向前感到很突然，忙說：“我恐怕不行，挑不起來，還是派我到前方帶兵打仗比較合適。”他是覺得自己缺乏辦校經驗。毛澤東笑著說：“向前同志，你是師范生，當過先生，又是黃埔生，指揮打這么多年的仗，有作戰經驗，辦學校還會有什么困難嗎？決定你去就去吧!將來有的是仗打，我們還要總反攻!”徐向前只得表示：“既然組織定了，我就去搞一段，有了合適人選，再接換我。”
很多學員來到抗大，看到學校白手起家，一無校舍，二無教材，三無畢業期限，心里頓時涼了半截，還犯起了嘀咕：在這里沒有在前方打仗光彩照人。針對此種情況，徐向前和校領導決定，要首先展開端正入學態度的專題教育，要求學員做到“團結、緊張、嚴肅、活潑”，反對無組織、無紀律，反對個人主義、自由主義、主觀主義思想，用無產階級的先進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舊思想和舊觀念。強調工農干部和知識分子思想溝通，相互學習，相互尊重。徐向前一有空就到學院，和大家談心，很多來自敵占區的學員說：“到抗大的第一課是端正了我們的思想，時間不長，勝讀十年書啊!”
聶榮臻
1899年12月29日，聶榮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縣吳灘鎮石院子。早年漂洋過海,到法國勤工儉學,進入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后被抽調到蘇聯紅軍學校中國班學習軍事。1925年7月，聶榮臻奉命從蘇聯回國。9月中旬，到達廣州，被任命為黃埔軍校政治部秘書，協助主任、副主任領導政治部的組織和宣傳工作，還兼任政治教官。聶榮臻正是從黃埔軍校的講臺上投身中國革命的洪流，從而成為我黨我軍的一位文武兼備的高級將領的。
當時，黃埔軍校左派和右派斗爭激烈。周恩來叮囑聶榮臻：“蔣介石要限女大生包養俱樂部制我們，我們要教育黨團員，開展各種活動，爭取進步青年，以反對他的限制。”聶榮臻遵照周恩來的指示，全身心地投入黃埔軍校的工作。1938年6月,白求恩與毛澤東會談。包養毛澤東說:“中國有一部很著名的古典小說,叫做《水滸傳》。《水滸傳》寫了魯智深大鬧五臺山的故事,五臺山就在晉察冀。”毛澤東接著風趣地說:“五包養一個月價錢臺山,前有魯智深,今有聶榮臻。聶榮臻就是新的魯智深。”
葉劍英
葉劍英，1897年4月28日生于廣東省梅縣雁洋堡的一個小商人家庭。1917年，他以優異成績考入云南陸軍講武堂第十二期炮科。畢業后懷著革命的愿望，投奔孫中山領導下的“援閩”粵軍，開始踏上了漫長的革命征途。1924年1月，孫中山下令籌辦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當時在孫中山創建的建國粵軍中任第二師參謀長的葉劍英，應廖仲愷邀請，參加籌辦軍校的工作。
軍校建立后，葉劍英被委任為教授部副主任，掌管軍事理論的學科教育。當年聽過他講課的黃埔第一期學生蘇文欽多年以后回憶往事，說：“記得我在軍校先后聽葉劍英教官講三次課，都是講的兵器學，兵器性能，如何使用，等等。他講課吸引人，一點也不枯燥，很有風趣，大家都很愿意聽。”當年同在軍校執教的聶榮臻稱葉劍英是“軍校最有威望的包養教官之一”。
鄧穎超
提起鄧穎超，人們也許首先想到她是敬愛的周恩來總理的夫人。撥開這重身份，她更是一位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和中國婦女運動杰出的領導人。包養網作為中國婦女運動杰出的領導者和全國婦聯副主席，鄧穎超常說，“只要我的呼吸不停止，我就要關心婦女工作”。關心婦女、關心孩子、關心青少年的教育是鄧穎超整個生命的重要寄托。這不僅與她的女性身份有關，更與其曾經的職業有關。1920年，16歲的鄧穎超還是一位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就已從直隸第一女師畢業，開始了她長達五年的小學教師生涯。每當回憶起早年的講臺歲月，鄧穎超總是滿懷激情。在母校成立80周年校慶典禮上，她坦言：“如果要我選擇職業的話，我還是選擇當教師!”激起全場暴風雨般的掌聲。
六十年前，女師畢業只能到女子小學教書，男女不能同學。我是借了五四運動的光，進北京一所男子小學當了女教師。
——鄧穎超
1920年9月的北京，秋高氣爽，風輕云淡。旭日東升，照耀著京師國立高等師范附屬小學的大操場，照耀著操場上嬉戲的幾百名小學生。嘹亮的哨音吹響了，孩子們迅速集合、排隊，準備做早操。突然，排列整齊的隊伍騷動起來，孩子們驚奇地看到，站在他們前面的不再是熟悉的男老師，而是一位年紀輕輕、身穿白衣黑裙、頭上梳著發髻的少女。學生們嘰嘰喳喳，小麻雀般叫著、笑著、跳躍著……
也許是校長和同事們想考考這位年輕姑娘的能力，到校第一天就讓她帶領學生們做早操。操場上一片混亂。幾分鐘過去了，她面對孩子們的吵鬧，依然平靜地站著，溫和地微笑著。終于，她開口了：“同學們早!你們說完了沒有？你們笑完了沒有？”清脆洪亮的聲音立刻中止了混亂，整個操場霎時安靜了。她依然不慌不忙：“你們不說了，你們不笑了。好，現在，我們開始做早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她在直隸女師受過嚴格的訓練，現在，她一邊喊口令，一邊用優美的動作帶領全校學生做早操。
她就是剛從直隸女師畢業到附小當教師的16歲的鄧穎超。全校學生服了，男教師們服了，附小主任鄭朝熙終于松了一口氣，天津女界和學生界的著名人物果然名不虛傳。原來附小自1912年建校，直到1919年，聘任的都是清一色的男教員。五四運動以后，婦女解放的呼聲越來越高。1920年，比較開明的鄭朝熙主任一改過去舊的傳統包養網觀念，決定到天津女子師范學校聘請教員。女師校長拿出畢業生成績單讓他挑選，鄭主任當即拍板：就請那位去北京的學包養生代表吧包養網。原來鄧穎超在1919年積極參加五四運動，曾是到北京請愿的學生代表之一。
鄧穎超擔任一年級的級任老師(相當于現在的班主任)，語文、算術、音樂、體操、手工、圖畫、游戲她全教，而且教得十分出色。孩子們很快就喜歡上了新來的鄧老師，當年她教過的學生回憶說：“她那和藹親切的面容，平易近人的作風，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鄧穎超也從心底喜歡她教的學生，看著那一張張童稚的臉龐，她仿佛看到了七年前的自己。那是1913年，同盟會女會員張星華介紹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到中國社會黨北京支部在北京開辦的一所平民學校當教員，這不僅解決了楊家母女的生計問題，也使九歲的鄧穎超實現了上學的夢想。母親教學的身影常常閃現在她的眼前，鄧穎超教得更有勁了。
鄧穎超深深懂得，兒童是祖國的未來，不僅僅要傳授給他們知包養一個月價錢識，在這個黑暗動蕩的時代更要培養他們熱愛祖國、關心社會的高尚情操。她用講故事的形式，給孩子們講太平天國的故事，講中國遭受列強侵略的歷史，講辛亥革命的興起，更講她親身經歷的偉大的五四愛國運動……這位鄧老師早在一年前就因為杰出的演講才能，被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推選為講演團團長，短短數月就從一個單純愛國的女學生成長為能宣傳鼓動、能組織群眾參加愛國活動的天津婦女界愛國運動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了。她繪聲繪色的講說經常讓孩子們聽得入迷，下課了，放學了，他們仍然纏著鄧穎超，要她給他們多講一點。年輕的新老師，滿腔熱情地給孩子們幼小的心靈逐漸播下了革命思想的火種。
然而這引起了學校的不安，她雖然依依不舍，但也只得于翌年辭職了。一天，鄧穎超和同學到天津剛創辦的達仁女校參觀，女校校長正是愛國教育家馬千里。此時達仁女校正在推廣新的教 TC:sugarpopular900
